珠三角流水線上孤獨的音符,被他們譜成了曲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成立於2003年,旨在改善城市外來工的生存狀況。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機構在深圳龍崗區橫崗鎮的工業區開設活動中心,為外來工提供文化、法律和教育服務。正是在這個活動中心,許許多多的工友走到一起。2008年時,活動中心全年到訪人次超過4萬。隨著深圳產業升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大量外遷。橫崗的工人越來越少,「小小草」也隨之撤離。由「小小草」的文藝小組培育出的「重D音」則留在了這裡,繼續做工人文化。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鐵門內,藏著一家文藝青年們趨之若鶩的 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 內迎來了一場不同尋常的演唱會。表演者們不是滿身潮牌的 Rapper,也不是低吟淺唱的民謠歌手,而是兩支工業區裡走出來的工人樂隊。觀看他們演出的除了這裡的常客,還有一群前來「應援」的女工大姐。

重D音樂隊主唱汪宗興。 梁惠/攝
重D音樂隊主唱汪宗興。 梁惠/攝

誕生於深圳的「重D音樂隊」是這場演唱會的主角。這支成立於2011年的樂隊,在當天發佈了他們的第二張專輯——《飄零的花》。這是一張描寫打工者生活的專輯,收錄了樂隊的10首歌。專輯封面是一張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紙片在空中飄灑,封底則是農村的黑白照,殘破的房屋外牆隱約可見「團結拼搏」四個大字。

重D音樂隊專輯《飄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攝
重D音樂隊專輯《飄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攝

 

  1. 我的音樂啟航點

董軍是樂隊的鼓手,來自湖南的他從小喜歡音樂,也曾是珠三角龐大的打工群體中的一員。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軍,偶然來到了「小小草」的活動室。當時互聯網還不發達,工友們的業餘生活也很單調,「基本就看看書,然後小小草正好有一個書屋。」董軍來到書屋借書,「小小草」的工作人員劉曉紅熱情地接待了他,「她說話很快,特別熱情,我覺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傳銷的。」

曾經的「小小草」書屋。 重D音樂隊/攝
曾經的「小小草」書屋。 重D音樂隊/攝

劉曉紅向董軍介紹「小小草」的活動,有一個免費的結他班,董軍很感興趣。「小時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結他,我無意中摸了一下,覺得聲音很好聽,但我爸不讓我學。」加入結他班之後,董軍進步很快,不久還組了自己的樂隊。

重D音樂隊鼓手董軍。 梁惠/攝
重D音樂隊鼓手董軍。 梁惠/攝

當時,董軍在一個玻璃廠上班。那是他最後一份工廠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雖然也只有兩年時間。合約到期後,他決定離開工廠,帶著樂隊去酒吧駐唱。臨走之前,劉曉紅把他叫來活動室,問:「小子你還有沒有錢用啊?」董軍說有,劉曉紅說:「別騙我了,你哪裡有什麼錢!」硬是塞給他幾百塊。

 

  1. 做公益就是我的主流

黃小娜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專業。出生於廣西農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親希望她「做官」,父親的教育卻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2008年畢業後,她發現了「小小草」招募的資訊,應聘來到深圳工作。最初,黃小娜並沒有打算放棄父母期待的精英之路,她想給自己兩年時間做公益,然後回歸主流。但一次工廠實習的經歷深深震撼了她,讓她覺得有必要留下來做更多事。

黃小娜最初只想做兩年公益。 梁惠/攝
黃小娜最初只想做兩年公益。 梁惠/攝

加入「小小草」後,黃小娜為了瞭解工友們的生活,曾主動前往惠州的一家鞋廠實習。「去過之後才知道,我是多麼痛恨那種生活」,初來工廠的黃小娜也對這裡的加班制度倍感震驚,「一天工作十三個半小時,一個月只休息一天。」法律專業出身的黃小娜,眼看著違法行為在工廠裡發生:超時工作、童工、缺乏必要的防護措施……

而她最受不了的,是工友們對此的麻木,「幹嗎要去告,這樣不是挺好的嘛,又有工作做。」原本打算做滿30天,但她在21天的時候就走了,「一般工廠不會批,還會壓一個月工資,但我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手段」。回來之後,她第一次喝醉酒,大哭了一場,「時候真是覺得法律很沒用。」

 

  1. 回歸「小小草」

2008年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開始發佈農民工監測報告。該年的資料顯示,中國已有超過2.2億農名工,其中三成集中於珠三角。董軍仍是打工大軍中的一員。酒吧的工作並不如意,讓他看到了很多不堪的東西。那樣的環境也無法創作出好的音樂,「每天在台上取悅別人,感覺像耍猴。」

董軍在「小小草」帶結他班。 重D音樂隊/攝
董軍在「小小草」帶結他班。 重D音樂隊/攝

離開酒吧後,原來的樂隊解散了,董軍就在結他班發展新的成員。他們一起組成了「重D音」的雛形——「草根文藝隊」。樂隊成員因為工作流動而幾經變化,曾經加入的包括玻璃廠的工友、超市裡的廣告策劃,以及至今還在樂隊的汪宗興、黃世曉和黃小娜。

 

  1. 相識相知相愛

董軍很早就開始創作歌曲,但早期的作品並不讓他滿意,「在酒吧的時候我會寫一些歌,但那些歌我不知道自己要表達甚麼。」對董軍而言,做音樂就是「找自己」的過程。在後來的音樂中,他都著力表現自己作為一個打工者的生存狀態。

《木頭人》刻畫了工人在超時工作下的疲憊和麻木,「我的世界沒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甚麼是疲憊/我看不見你冷漠的眼神/也聽不見你不停的怨言」,傷感的曲調催人淚下。

董軍在演出。 汪宗興/攝
董軍在演出。 汪宗興/攝

董軍的音樂也影響了黃小娜。他們相識於2008年「小小草」周年慶的晚會上,後來一起參與結他班的工作。喜歡唱歌、寫作的小娜在結他班學會了彈結他,又慢慢學著自己寫歌。她欣賞董軍的才華,有時也會把自己寫的歌詞拿給董軍,請他幫忙譜曲。董軍雖然外面粗獷,內心卻有細膩溫柔的一面,「他一般不會直接說你寫的不好,他會說這個有點困難。」小娜笑著說。

小娜在演出。 李偉秀/攝
小娜在演出。 李偉秀/攝

兩個熱愛自由的人互相吸引,最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正是結婚、生子的經歷,讓小娜和女工們走得更近了。和董軍結婚後,小娜對女性的命運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用歌曲串連起自己和女工的經歷,《飄零的花》寫的是外出打工的生活,「我們繁榮了別人的城市,卻荒蕪了自己的家園。」

2011年的五一勞動節,「重D音樂隊」正式成立。「重」代表重要、有力量,「D」代表底層,「重D音」就代表底層的聲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

重D音合照。從左到右依次為:汪宗興、黃世曉、董軍、黃小娜以及董軍和小娜的兒子旦旦。 汪宗興/攝
重D音合照。從左到右依次為:汪宗興、黃世曉、董軍、黃小娜以及董軍和小娜的兒子旦旦。 汪宗興/攝

紮根工業區的「重D音」,更直接地面對了流水線工人的苦況,主創們在工廠打工、實習的經歷,也令他們對工友們的生活有了更個人化的體驗。董軍的創作大多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他不想為他人代言,「我不覺得自己在做工人音樂,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音樂」,但他的經歷又能和工人相連,「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大家的故事其實差不多。」

 

  1. 與樂施會攜手同行

董軍和黃小娜開了一家琴行,一開始想用琴行的模式自負盈虧,後來發現難以維持,仍然需要申請資金。為了獲得申請資質,他們在2014年完成了民辦非企業註冊,和樂施會開展合作。

如今,「重D音」的活動已不再局限於橫崗工業區內,而是更多地走向外部:去全國各地的音樂會演出、去為其他NGO培訓文藝小組。

在2008年的工作報告裡,小小草的工作人員這樣寫道:「在中國推動勞工NGO服務,本身是一項沒有太多參考例子的工作,但是,正如我們團隊最近很認同的一句話: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為路。」

10年之後,黃小娜在重D音的琴房裡說:「有很多路要走,只能一步步地走。」

 

(本文首發於澎湃思想市場,略有刪節。)

 

後記:

香港樂施會自1997年起與內地公益組織合作開展城市外來工相關項目。2017年,在開展工作20年之際,樂施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邱林川教授的項目組展開合作,對有關工作經驗進行梳理和總結。項目組走訪了全國7個城市的9個公益機構,並將其中一部分機構的故事記錄下來,本文為其中之一。

 

文:張燁(特約撰稿人)

 

更多項目故事:www.oxfam.org.hk/tc/UrbanLivelihoods.aspx